如果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是新时代我国职教改革发展的动员令和设计总图,那么《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则是贯彻落实国务院决定的具体工作部署和施工总图。这是横跨三年的第一仗,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在李克强总理今天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到今年要对高职院校实施扩招,人数是100万人,提出让更多青年凭借一技之长实现人生价值,这一涉及到1418所高职院校的消息,在两会会场内外引发强烈关注。
行动计划部署了65项任务和22个具体项目。透过这些任务和项目,传递了一个强烈而清晰的信号,那就是伴随着产业的升级,我国的高职教育要全面打造创新发展的升级版,实现华丽转身。这种华丽转身具体体现在八个方面:
高职扩招,首次被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这一涉及1418所高职院校的消息,在两会会场内外引发强烈关注。从“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被写进党的十九大报告,到2018年8月我国高职院校首个“世界一流”建设方案获批通过,再到近日国务院印发“硬核”文件《国家职业教育深化改革实施方案》,职业教育正在昂首迈入属于它的“黄金时代”。今天,李克强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今年高职院校扩招100万人,提出让更多青年凭借一技之长实现人生价值,更是让不少高职院校师生感慨,“高职的春天来了!”随着职业教育重要性的日渐凸显,高职招生也水涨船高。据教育部统计,2018年,全国共有普通高校2663所,其中高职院校1418所,比上年增加30所;全国普通本专科共招生790.99万人,其中普通专科招生368.83万人,比上年增长5.16%,占普通本专科人数的46.63%;全国普通本专科共有在校生2831.03万人,其中普通专科在校生1133.70万人,比上年增长2.60%,占普通本专科人数的40.05%。高职院校为什么要进行扩招?如何进行扩招?今年扩招100万人又将引起哪些“蝴蝶效应”?对此,全国两会代表委员们有话说。高职扩招,蓄势已久看到高职院校今年要扩大招生100万人这部分内容时,全国人大代表、浙江金融职业学院院长郑亚莉激动得有些坐不住了——她今年带来的一份议案便是建议扩大高等职业教育招生规模。在郑亚莉看来,扩大高等职业教育规模是推进我国人力资源强国建设的需要,同时也是推动我国产业升级经济转型的需要。“当前,我国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处于关键时期,实现升级和转型更需要大量高素质的技术技能人才。而高等职业教育就是以就业为导向,着力培养大批满足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的”。教育部发布的职业教育3年来的“成绩单”显示,职业教育大规模培养技术技能人才能力不断增强,在现代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等领域,70%以上的一线新增从业人员来自职业院校毕业生,职业教育社会认可度显著提升。同时,校企合作已初步形成与经济社会发展同频共振的发展格局,职业教育国家标准体系也得到了进一步完善。因此,郑亚莉认为,目前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已经具备较好的办学条件和较高的人才培养质量,尤其是2006年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建设启动以来,建设的456所优质学校、3815个骨干专业具有较强的扩招能力。加上高职教育学制短、见效快、空间大,能为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作出更大更好的贡献。“扩大高等职业教育招生规模,推进一大批普通本科高等学校向应用型转变,实现普通学校和职业学校更加均衡地发展,能进一步优化教育结构,推动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和教育现代化的实现。”郑亚莉认为,高职扩招的同时还能充分发挥高等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紧密结合的特性,更大规模培养培训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提升城乡新增劳动力接受高等教育的比重,较好解决人才培养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构性矛盾。正如李克强总理所说,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既有利于缓解当前就业压力,也是解决高技能人才短缺的战略之举。郑亚莉关于高职扩招的认识和全国人大代表、长江教育研究院院长周洪宇不谋而合。在周洪宇看来,高职扩招无疑将让更多学生拥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毫无疑问,年轻人接受教育的机会越多,国民的总体素质就会越高,也有了冒出更多大师级人才的土壤,能培养出更多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人才。对个人来讲,读书总比不读书好,比留在社会上好,能提高他的竞争力。”“高等职业院校的生源以农村青年为主,更多农村青年接受高等职业教育,实现高质量就业,在改变个人命运的同时,也能惠及整个家庭。”郑亚莉表示,目前我国高等职业院校毕业生半年后就业率达到了90%,就业起薪和可持续发展能力都呈现较好的局面,也能为精准脱贫作出更大的贡献。如何扩招?广东省先行一步具体怎么扩招?此前,已有省份在扩大高等职业教育规模上开始探索。今年2月,广东省印发了《广东省职业教育“扩容、提质、强服务”三年行动计划》,推进职业教育“扩容”是备受业界和社会关注的创新点之一。按照《计划》,到2021年,广东预计新增12万个以上高职学位,全省中职学校数量从464所整合到350所左右,中职毕业生升学率达到30%,本科高校招收高职院校毕业生人数比2018年翻一番等。具体到哪个学校扩招、扩招多少,目前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院长卢坤建正在等着安排。“以我们学校为例,如果今年让我们比去年多招1500人,那政府会按照相应的办学标准来计算各方面的经费给我们拨款,来匹配相应的学生规模。”卢坤建说。“广东的高等教育是在保证质量下地扩招,广东今年对本科高校和高等职业学校的投入有大幅度增加,目的就是保障扩招之后这些学校的基本办学条件,比如校舍的平均面积、行政办公的面积、设备的数量、师生比等。”全国政协委员、广东技术师范大学副校长许玲告诉记者。在许玲看来,《计划》特别强调了“全省中职学校数量从464所整合到350所左右,中职毕业生升学率达到30%”,在高职“扩容”的同时也对中职教育的结构进行布局优化,可以说在构建中职、高职衔接的立交桥。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高职扩招主要招生对象不是普通应届高中毕业生,而是中职毕业生。“我国高职目前的生源主要来自普通应届高中毕业生,以及少数中职毕业生。但高职的生源在逐渐减少,以至于在普通高考招生中,部分高职的生源危机显得比较突出,高职完成招生计划颇为吃力。而中职毕业生升高职继续深造、发展,这一块还潜力巨大,根据2017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我国中等职业教育毕业生496.88万人,因此,只要将中职毕业生进高职深造的比例提高20%,就可以实现扩招100万的目标。今后高职扩招中,郑亚莉也认为,大幅提高中职生升学率是一个有效的现实路径。“中等职业学校作为我国职业教育的重要基石,作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中的基础环节,吸引力不够强、社会认可度不够高是不争的事实,其主要原因是升学率低,未能充分发挥其在现代职教体系中的基础作用”。她建议大幅提高中职生升入高职院校的比例,让更多已经接受了职业教育的青年有更多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真正打通职教体系的薄弱环节。“量的扩大与质的提高两手都要抓”高职扩招,是否会造成部分学校培养质量的下降?对此,卢坤建倒是不担心,“职业教育的扩招与质量下降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在他看来,职业教育和本科教育是两种同等重要但不同类型的教育,“很多研究性大学的学生培养其实是一种精英化的培养,需要学校有长期的积累和积淀,但职业教育是对接产业培养技能人才的,只要产教融合进行得好,有强大的企业作为后盾,就不必然会造成学生培养质量的下降”。郑亚莉认为,高职在扩招中应坚持宽进严出结合,量的扩大与质的提高两手都要抓、都要硬。既要坚持德技并修,将职业技能培养与职业精神培养相融合,同时也要结合区域产业的新发展,动态调整专业结构,深化专业内涵建设,切实做到校企共同制订人才培养方案、构建课程体系、开发课程资源、组织实训教学,夯实专业人才培养。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可以说是高职教育发展的“命门”。因此郑亚莉特别强调,高职院校要深化产教融合,可以以职教集团、现代学徒制、应用技术协同中心等为抓手,引导行业企业用人单位深度参与高职院校人才培养,开源引进企业高技能人才进入学校兼职兼薪,主动输出教师进入企业挂职轮训,实现校企师资双向流动。周洪宇的思路有些不同。在他看来,除了加强校企合作,也应该大力鼓励企业办学。“职业教育是培养技能技术人才的,而企业是培养这类技能型人才的最佳场所,没有谁比企业里的师傅更清楚企业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如何结合企业需要培养人才、如何在生产实践中培养真正的职业技能型人才,鼓励企业办学时,国家应该出台相应政策,比如明确规定企业办职业教育所产生的费用冲抵税收,这样企业才没有压力,没有后顾之忧”。在郑亚莉看来,高职扩招也要因地制宜,因校制宜,“不是所有地区的所有学校都要扩招”,扩招应该向两类地区倾斜,一是向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经济社会发展质量高、吸纳就业能力强的经济带内的高职院校倾斜;二是向经济较为薄弱的西部地区、东北地区和老少边穷地区倾斜,给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更多更好的人才供给。“人才供给一定要与社会需求结合起来!”全国政协委员、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钱学明强调,高职院校在进行扩招时一定要实时了解社会的需求、产业的调整等,从而灵活配置教育资源,如果供需不平衡势必会出现企业招工难、学生就业难的两难问题。本报北京3月5日电
从去年两会“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被写进党的十九大报告,到同年8月我国高职院校首个“世界一流”建设方案获批通过,再到近日国务院印发的“硬核”文件《国家职业教育深化改革实施方案》明确提出,把职业教育摆在教育改革创新和经济社会发展中更加突出的位置。可以说,职业教育正在昂首迈入属于它的“黄金时代”。而今天从两会会场传来的消息,让“黄金时代”的“成色”更足。
在发展目标上实现华丽转身。发展与技术进步相适应的高职教育,行动计划将高职教育目标与当今的技术水平和技术进步的大背景紧密结合起来的表述是前所未有的,预示着要加大技术教育的分量,不仅要使学生适应今天的岗位、工种或职业所包含的技术要求,而且还要让他们适应未来技术发展的趋势,用明天的技术来武装今天的劳动者,使得这些90后的年轻人能够满足我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新四化”要求。当前高职院校专业建设与上述目标相比差距还很大,专业教学大体上还停留在低水平重复、简单化操作、浅内涵发展的阶段。伴随着中国制造要从合格制造向精品制造、优质制造的转变,中国的高职教育也必须完成从粗放、低端向精品高职和优质高职的上升过程,这是实现高职教育转型升级、整体上水平的重要指标。
随着职业教育重要性的日渐凸现,高职招生也水涨船高。据教育部统计,2018年,全国共有普通高校2663所(含独立学院265所),其中高职院校1418所,比上年增加30所;全国普通本专科共招生790.99万人,其中普通专科招生368.83万人,比上年增长5.16%,占普通本专科人数的46.63%;全国普通本专科共有在校生2831.03万人,其中普通专科在校生1133.70万人,比上年增长2.60%,占普通本专科人数的40.05%。
在培养规格上实现华丽转身。行动计划提出培养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与过去单纯强调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有了明显的区别,这既是高职教育转型升级的核心指标,也是中、高职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衔接的核心指标,预示着职业技术教育将回归其本位。中职和高职虽然培养的都是技术技能人才,但是侧重点不一样。中职主要培养操作技能型人才,即以熟练的动作技能培养为主要标志;而高职主要培养技术技能型人才,即以具有一定的技术应用能力和管理能力的培养为主要标志。如何使学生既具有熟练的技能,又具备技术应用、技术改良和技术革新的能力,将对现今各高职院校的培养方案提出前所未有的挑战。
如今,高职院校为什么要进行扩招?如何进行扩招?今年扩招100万人又将引起哪些“蝴蝶效应”?对此,全国两会代表、委员们有话说。
在服务面向上实现华丽转身。行动计划提出在服务我国的区域经济和地方经济的同时,服务“一带一路”经济带的发展,这是新时代对高职教育提出的新任务,预示着今后高职院校,尤其是优质的高职院校,要同时面对两种需求,国内的需求和“一带一路”沿线国的需求;要培养既熟悉国内环境,又熟悉国际标准和国际规则的两用人才。这对现有职业院校的课程体系和课程内容提出了极大的挑战。
高职扩招,蓄势已久
在体系建设上实现华丽转身。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高职教育实际上只是高等教育专科层次的代名词,而不是高等教育的一种类型。行动计划将创新现代职教体系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宣告我国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包括了中职、专科、本科、研究生在内的完整板块,预示着中国高等教育版图重构工程再度启动。行动计划部署了中国职教从局部发展到整体发展、从个别成长到系统成长、从中低端形态向高端形态的上升的工作路径,这是高职教育作为一种高等教育类型由不完整向完整转型升级的重要方面。
看到高职院校今年要扩大招生100万人这部分内容时,全国人大代表、浙江金融职业学院院长郑亚莉激动得有些坐不住了——她今年带来的一份议案便是建议扩大高等职业教育招生规模。
在高职院校体制机制改革创新上实现华丽转身。行动计划倡导打开闸门,采取混合所有制方式兴办职教,让更多社会资源向职业教育汇聚。预示着举办者主体多元化了,可以以独资、合资、合作形式来举办职业教育。由于高职教育一头连着教育,一头连着产业;一头连着岗位,一头连着技术,因此产业或企业究竟是以主角还是配角的身份、以主动还是被动的姿态进入职教,既决定了职教的品质,又决定着职教的兴衰。实践证明,纯公活不起来,纯民大不起来,只有与企业行业“混”起来,才能使高职教育真正“火”起来。同时,办学者主体也多元化了,办学者可以以知识、技术、管理等要素作为投入,享有与举办者同等的权利。行动计划使得高职院校在体制机制上有了脱胎换骨的深刻变化,一批行业企业将作为举办者,实行真正意义上的“双主体办学”,将产业的要素深入到高职院校骨髓里;一批高职教育的行家、专家将作为举办者,实行真正意义上的职业教育家办学。这是高职教育在体制机制上转型升级的重要成果。
在郑亚莉看来,扩大高等职业教育规模是推进我国人力资源强国建设的需要,同时也是推动我国产业升级经济转型的需要。“当前,我国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处于关键时期,实现升级和转型更需要大量高素质的技术技能人才。而高等职业教育就是以就业为导向,着力培养大批满足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的”。
在引入创新教育方面实现华丽转身。“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呼唤并倒逼着高职教育新一轮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行动计划的落实意味着创新教育将全面引入高职教育的每个专业、每门课程和每个项目。高职教育培养的是能将工程图纸转化为实物的“灰领人才”,在新时期,这种转化不仅需要合格转化,而且需要优质转化和精细转化,更加需要创新转化。今天,创新教育不再只是一门课,也不是可实行、可不实行的一种教学模式,而是高职院校必备的生存方式和发展方式。
教育部发布的职业教育这3年来的“成绩单”显示,职业教育大规模培养技术技能人才能力不断增强,在现代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等领域,70%以上的一线新增从业人员来自职业院校毕业生,职业教育社会认可度显著提升。同时,校企合作已初步形成与经济社会发展同频共振的发展格局,职业教育国家标准体系也得到了进一步完善。
在如何提升学生应用技术创新服务能力方面实现华丽转身。在新时期,高职院校的重要历史使命是必须培养出千千万万个像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那样的大批技术革新能手。这就需要正确处理好“三大关系”,即理论适用为度和适当强化技术基础的关系;以工作过程为导向和以技术活动全过程为导向的关系;面向现实的实务教育和面向未来的创新教育的关系。这是新形势下全面提高教学质量、适应产业转型升级的重中之重。
因此,郑亚莉认为,目前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已经具备较好的办学条件和较高的人才培养质量,尤其是2006年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建设启动以来,建设的456所优质学校、3815个骨干专业,具有较强的扩招能力。加上高职教育学制短、见效快、空间大,能为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更好的贡献。
在“互联网+”的背景下,实现专业建设和课程体系的华丽转身。当前,大数据时代除了对传统的学习方式产生巨大冲击之外,对在这一大背景下的高职专业建设和课程体系也产生了巨大的冲击。高职院校要顺应“互联网+”的发展趋势,自觉地将“互联网+产业”的产业发展思路,转变成“互联网+专业”的专业建设思路。落实“互联网+专业”的理念将开辟高职院校专业建设和课程体系开发的新篇章,是贯彻行动计划的具体举措,也是新时代高职教育创新发展的重大指标。
“扩大高等职业教育招生规模,推进一大批普通本科高等学校向应用型转变,实现普通学校和职业学校更加均衡的发展,能进一步优化教育结构,推动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和教育现代化的实现。”郑亚莉认为,高职扩招同时还能充分发挥高等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紧密结合的特性,更大规模培养培训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提升城乡新增劳动力接受高等教育的比重,较好解决人才培养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构性矛盾。正如李克强总理所说,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既有利于缓解当前就业压力,也是解决高技能人才短缺的战略之举。
她关于高职扩招的认识和全国人大代表、长江教育研究院院长周洪宇不谋而合。在他看来,高职扩招无疑将让更多学生拥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毫无疑问,年轻人接受教育的机会越多,国民的总体素质就会更高,也有了冒出更多大师级人才的土壤,能培养出更多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人才。对个人来讲,读书总比不读书好,比留在社会上好,能提高他的竞争力。”
“高等职业院校的生源以农村青年为主,更多农村青年接受高等职业教育,实现高质量就业,在改变个人命运的同时,也能惠及整个家庭。”郑亚莉表示,目前我国高等职业院校毕业生半年后就业率达到了90%,就业起薪和可持续发展能力都呈现较好的局面,也能为精准脱贫作出更大的贡献。
如何扩招?广东省先行一步
具体怎么扩招?此前,已有省份在扩大高等职业教育规模上开始探索。
今年2月,广东省印发了《广东省职业教育“扩容、提质、强服务”三年行动计划(2019-2021年)》,推进职业教育“扩容”是备受业界和社会关注的创新点之一。
按照《计划》,广东预计到2021年新增12万个以上高职学位,全省中职学校数量从464所整合到350所左右,中职毕业生升学率达到30%,本科高校招收高职院校毕业生人数比2018年翻一番等。
具体到哪个学校扩招,扩招多少,目前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院长卢坤建正在等着安排。“以我们学校为例,如果说今年让我们比去年多招1500人,那政府会按照相应的办学标准来计算各方面的经费给我们拨钱,来匹配相应的学生规模。”
“广东的高等教育是在保证质量下的扩招,广东今年对本科高校和高等职业学校的投入有大幅度增加,目的就是保障扩招之后这些学校的基本办学条件,比如校舍的平均面积、行政办公的面积、设备的数量、师生比等等。”全国政协委员、广东技术师范大学副校长许玲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在许玲看来,《计划》特别强调了“全省中职学校数量从464所整合到350所左右,中职毕业生升学率达到30%”,在高职“扩容”的同时也对中职教育的结构进行布局优化,可以说在构建中职、高职衔接的立交桥。
今后高职扩招中,郑亚莉也认为,大幅提高中职生升学率是一个有效的现实路径。
“中等职业学校作为我国职业教育的重要基石,作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中的基础环节,吸引力不够强、社会认可度不够高是不争的事实,其主要原因是升学率低,未能充分发挥其在现代职教体系中的基础作用”。她建议大幅提高中职生升入高职院校的比例,让更多已经接受了职业教育的青年人有更多的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真正打通职教体系的薄弱环节。
“量的扩大与质的提高两手都要抓”
高职扩招,是否会造成部分学校培养质量的下降?对此,卢坤建倒是不担心,“职业教育的扩招与质量下降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在他看来,职业教育和本科教育是两种同等重要但不同类型的教育,“很多研究性大学的学生培养其实是一种精英化的培养,需要学校有长期的积累和积淀,但职业教育是对接产业培养技能人才的,只要产教融合进行得好,有强大的企业作为后盾,就不必然会造成学生培养质量的下降”。
郑亚莉认为,高职在扩招中应坚持宽进严出结合,量的扩大与质的提高两手都要抓、都要硬。既要坚持德技并修,将职业技能培养与职业精神培养相融合,同时也要结合区域产业的新发展,动态调整专业结构,深化专业内涵建设,切实做到校企共同制订人才培养方案、构建课程体系、开发课程资源、组织实训教学,夯实专业人才培养。
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可以说是高职教育发展的“命门”。因此郑亚萍特别强调,高职院校要深化产教融合,可以以职教集团、现代学徒制、应用技术协同中心等为抓手,引导行业企业用人单位深度参与高职院校人才培养,开源引进企业高技能人才进入学校兼职兼薪,主动输出教师进入企业挂职轮训,实现校企师资双向流动。
周洪宇的思路有些不同。在他看来,除了加强校企合作,也应该大力鼓励企业办学。“职业教育是培养技能技术人才的,而企业是培养这类技能型人才的最佳场所,没有谁比企业里的师傅更清楚企业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如何结合企业需要培养人才、如何在生产实践中培养真正的职业技能型人才,鼓励企业办学时,国家应该出台相应政策,比如明确规定企业办职业教育所产生的费用冲抵税收,这样企业才没有压力,没有后顾之忧”。
在郑亚莉看来,高职扩招也要因地制宜,因校制宜,“不是所有地区的所有学校都要扩招”,扩招应该向两类地区倾斜,一是向长三角、珠三角、津京冀等经济社会发展质量高、吸纳就业能力强的经济带内的高职院校倾斜;二是向经济较为薄弱的西部地区、东北地区和老少边穷地区倾斜,给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更多更好的人才供给。
“人才供给一定要与社会需求结合起来!”全国政协委员、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钱学明强调,高职院校在进行扩招时一定要实时了解社会的需求、产业的调整等,从而灵活配置教育资源,如果供需不平衡势必会出现企业招工难、学生就业难的两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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