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服，本该是青春、朝气的象征。但遗憾的是，近些年来，“校服太丑”“强制校服”频遭吐槽。丑也就忍了，有的校服竟然有毒，更是挑战家长和全社会的神经。
2015年，广州市第二届中小学校服设计大赛总决赛上，学生模特展示校服风采
陈秋明摄
新萄京棋牌手机下载 ，近日，校服市场迎来全新格局：国内羽绒服巨头波司登开始发力校服市场;职业装龙头乔治白力图突破校服领域;还有依恋、步森、匹克等均强势进军校服产业…..各大服饰细分品牌似乎一致认为校服行业的准入门槛低、市场蛋糕大，均想在校服政策“倒逼”的情形下分一环羹。然而，校服领域专业及教育人士则坦言：“校服圈子”已运作几十年，其消费场景特殊，相关的设计研发、仓储物流、售后服务等都与其他服饰有极大差异。它能否成为其他服饰领域企业转型突破的入口，还有待思量。
近日，教育部、工商总局、质检总局、国家标准委等4部委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校服管理工作的意见》，终于让中小学校服有了一整套管理制度。学生、家长可参与校服选用，建立校服生产企业“黑名单”制度等举措，引来点赞。
让校服获得最大公约数，是条蜿蜒难行的路
校服设计，最低壁垒之外的文化属性
校服，看似细枝末节，实则并非小事，影响着学生的身心。呵护好学生这“第二层皮肤”，任重道远，理应精益求精。
一说校服，人们总爱用笑服来描述，关于校服的话题，一直就没有从舆论中心淡出过。每当出现与款式或质量相关的丑校服、毒校服事件时，校服都让人哭不得、笑不出。
许多其他细分领域品牌之所以觉得校服准入门槛低，首先考虑的是自己已拥有完善的设计团队、销售渠道及服务体系等。但校服远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设计，可谓最低门槛，均有相通之处，但同时也有其特殊之处。
选得放心，是前提。只有重典整治“毒校服”企业，质监部门加强对校服产品质量的监督抽查，学校把好验收关，形成合力，才能为学生的安全健康设置一道绿色屏障。
最近，一个由广东省教育厅、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和省质量技术监督局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校服管理的意见》，又将校服推到了风口浪尖。
首先，校服的特殊性质决定其款式、设计无法直接模仿其他职业装或休闲服。校服一头连着教育，一头连着市场，它不仅仅是服装本身，还承载着校园文化与学生教化的作用。
穿得安心，是基础。可别小看了校服，它的面料、款式的设计可都有大学问。增加拉链的自锁功能，拉链头不要太尖锐；控制小学生校服帽绳的长度，避免缠绕脖颈危及生命……考虑到大量学生的安危，这些细节看似琐碎，却值得下大力气仔细考量。
这次将校服推上头条的原因，是《意见》指出，自2017年4月7日起，对现行校服选用公开招标模式进行制度设计，充分体现家长和学生意愿，以实现一校一款目标。这一次，广东省是把想穿什么样的校服的决定权，交给了中小学生及其家长。
据悉，上世纪90年代，美国长滩学区在实施校服政策后，第二年其校园犯罪率、打架事件有了明显下降。美国教育部当年的报告认为，校服政策的实施有助于改善学校安全状况和学习环境。
看得舒心，是心愿。告别“丑校服”，让学生自愿、自信地穿上校服，是校园管理更人性化的标准。校服长啥样，不能仅仅校方和企业一厢情愿，把话筒递给学生，让他们表达好恶，是值得肯定的进步。毕竟，最终穿上校服的，是他们。
此消息一出，又引来各种评述。学生真的可以穿上心水校服了吗？一校之服究竟如何产生？这放出的决定权真的好用吗？
中国南京某校服领导品牌就以“占据高品质的文化平台，与国内最优秀的学校形成文化对话”为价值理念，从而赢得了目前校服市场客户群体及行业人士的认同与肯定。
《意见》的出台，让人忍不住乐观地期待，在不远的未来，孩子们拿到新校服的时候，满眼惊喜。然而，万事知易行难。校服“一头连着教育，一头连着市场”，如何保障《意见》通畅地贯彻实施，打破固有利益捆绑，遵循市场规律、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都将是需要各个击破的难题。当然，有了开头，便有了更多盼头。
如何让校服这个在校园流动的风景熠熠生辉、获得最大公约数，是一条蜿蜒难行的路。
校服购买决策分散化，行业属性造就的天然壁垒
文/记者 刘云
在一个学校校服采购或征订初期，常常会有如下情景：
难行一
“这个便宜，实惠点。”家长言。
虽为服装，承担的教育功能却不一般
“但这个不好看啊，一点也不喜欢。”学生意见。
学生穿校服，似乎天经地义，这也是人们讨论有关校服问题谁做主的基本设定。可问题来了：学生为什么要穿校服？
“这个品质有保证吗?”校长质疑。
学校让学生穿统一样式服装的习惯，最早起源于欧洲。校服当时的功能为：规范管理，体现学校形象。所以，一般在重大学校活动中，学校会要求学生统一着装。
“这个品牌此前有供应过哪些学校校服，可以参考一下。”教育行政主管思虑周全。
当新中国成立后，校服在国内60多年的发展也走过了五十年代缺乏特定校服、六七十年代以旧军装替代校服、八十年代校服重新出现、九十年代口袋校服一统天下等历史阶段，如今，二十一世纪的学生们活在的可谓是百花齐放的校服时代了。
这体现的即是校服决策之艰难。做过校服的都知道，校服决策是所有服饰细分领域中最分散的，它要让学生喜欢、家长满意、校长接受、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认可，才算通过了第一关。而中国校服行业高度分散，不少地方还存在严重的地方保护主义，部分地区甚至存在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各自为阵、定点保护当地的关系企业甚至校办工厂。
以广东为例，深圳市中小学采取的是一市一服。顺德市采取的是一区一服。在广州，基本上是一校一服；但越秀区为小学统一款式；番禺区则以幼儿园、小学、中学分学段来统一款式。
这样的状况，没有校服行业的多年积累，极有可能一开始踏入即遭遇闭门羹，甚至撞得头破血流。
在如此缤纷的校服画面中，其功能是不是从最早的单一需求变得多元了呢？记者在采访了数位学校校长、家长和教育人士后，获得的信息是并没有。
售后难，你想象不到的新挑战
校服功能一为规范学生行为。学生穿上校服，会时刻提醒自己要遵守纪律，注意言行，维护自身和学校形象。中山大学附属中学副校长严钦熙说。功能二为减少攀比行为。穿校服能避免孩子在穿着上的攀比，减少学生间因家庭贫富不均而产生的歧视与偏见。铁一小三年级学生家长梁女士如是认为。功能三是反映学校文化。一看那身绿色青蛙装，就是一道代表执信百年名校文化底蕴的风景线。广州执信中学高二学生家长田女士告诉记者。功能四是方便学生行动。与穿着没有弹力的礼仪校服比，还是运动装最方便。华南师范大学基础教育培训与研究院廖文博士说。
如果说设计是艺术，具有共通之处;校服决策，是商务层面的沟通;那么，校服行业的物流与售后，则是这个行业不得不提的专业属性。
以上表述，虽不是学术意义上的校服功能论述，却已经代表了众口难调下较为一致的声音。从中我们不难发现：校服体现的是集体意识，而非个体意识；校服倾向的是学校意愿，而非学生意愿。
“要换，换大两个尺码的，孩子要穿5年呢。“一位爷爷在开学拿到校服时表达了强烈意见。
乍一看，一校之服，与一些教育重点工作相比，犯不着使上兴师动众的力气；可细深究，因为校服的常态性、泛化性、时代性，它在教育过程中承担着非一般的功能。因此，校服也被称为隐形的教育资源。
而这一句意见体现的就是校服行业的售后服务障碍。
难行二
比起其他类型服装，校服的季节周期性更明显。每年的8月和9月是校服发货高峰期，这对于与物流公司深度合作的企业来说可能并不是问题;但有问题的是，其增订、调换等售后服务的准确性和及时性要求则大大考验了企业的专业度。
选择共识，需要在学生和学校间平衡
据悉，国内某知名校服生产厂家的仓储配送中心有25个足球场之大;而暑假配送高峰期时常常要加班加点忙碌近一个月。配送之后，更大的挑战还在后面。校服与市场上的零售服装“以产定销”不同，它是“以销定产”，但校服企业在下单生产时，对于学生的身高、体重等信息很难做到充分了解。这就需要制定上千套校服的调换方案，以减小对于新生身材的预估偏差风险。生产、配送完成后，若真的出现大批量的退换或增订：库存备货是否足够、对于调换增订是否能够及时反馈，更是考验着校服企业多维度、深层次的服务能力。
在这次公布的《意见》中，有一个体现公开招标模式中很重要的一环：选取代表。
某品牌校服售后负责人向记者直言，服务学校客户并不简单，很多学校、家长往往在开学前几天才提出调换、增订的要求，需要马上将退换货物配送到位，以保证开学时学生统一穿上，这中间根本没有缓冲时间，每天几百个电话催问更是家常便饭。
《意见》规定，投票代表主要由学生、家长、教师组成，代表总人数应按在校学生总人数的30%确定。这其中，学生和家长的代表总人数应不低于所有代表总人数的80%，学生规模较大学校的代表总人数控制在500人以内。
不过，学校也有难处：孩子们担心无法跟同学一样穿上漂亮、整齐的校服，会非常着急;家长则抱怨已交费，为何还无法准时收到尺寸合适的校服、让孩子开学时穿上。
从文字表述中，不难看出：学生群体代表放在首位，但实际表态时，会是这样吗？以在校学生总人数1000人为例，代表总人数应达300人，其中，学生和家长代表总数不低于240人。由于《意见》并没有明确学生和家长的代表构成，以50/50来计算，学生可能出现的代表数为120人。这120人在300名代表总人数当中，仅为三分之一强的份额，是否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呢？而其中，没有规定占比的家长份额，犹如一个游动的砝码，其不可预计的倾向，让投票结果也会变得扑朔迷离。
合体定制难，数据支撑在哪里
广州市人大代表曾德雄在他的一篇评论中，提到了一位资深的小学校长的反映，目前广州的校服都是学校说了算。家长意见很大，问题主要集中在款式、尺码、做工和布料上面。
校服行业的售后服务之难，可能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校服的合体定制之难。学生在青少年发育期生长很快，所以会出现很多父母亲要求孩子穿大一码，爷爷奶奶辈要求孩子穿大两码的情况。甚至，在服装生产周期内，孩子就可能长高几厘米。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相关数据对版型尺寸等作出准确预判，之后则可能引发“开学危机”，影响的可不单单只是校服企业，更会给学生、学校、甚至教育行政部门带来极大困扰。
羊城晚报记者在采访时了解到，导致家长意见大的背后也有难言之隐。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中学校长说，教育部门对校服价格有所限制，学校采购校服只能以招投标的方式，供应商价格贵一些就中不了标。而校服价格差异，主要体现在面料、颜色和设计上。如果想让校服美观些、舒适些，设计、处理工艺、原材料等因素就要提高，这都会让校服成本上升。
“若一家校服企业没有完善的青少年身高、体重等相关指标的数据库，其生产、物流及售后将会成为极大问题。“一位资深校长如是说。
那么，有没有一条可探索的试验之路呢？中大附中团委甘老师告诉记者，早在2013年年尾时，该校就曾尝试让学生自己组织调查自己设计校服的做法。
青少年体型数据与生长发育变化数据在中国的商业环境里一直是稀缺的，只有那些有着多年青少年群体服务经验的企业才有可能有这样的数据来源。没有深耕与积累，何来相关数据来指导业务?
这是校团委指导学生会及学生社团尚衣社进行的。当时尚衣社根据同学们的意见设计了一些小西装款的制服款式。后来，学校结合实际，决定以冬款厚外套的校服作为校服改革的试点款式，于2015年冬季使用。考虑到冬装外套需要有防风、轻度防雨、厚实、宽大等条件，团委根据之前尚衣社、学生会等学生组织的意见，由学生选出冲锋衣及棒球服两类共4款外套。再由学生会组织，将候选款式彩印出来，以班级投票的民主形式进行公选，最后将各班投票统计及结果张贴公告栏。经过公示期，最后确定的款式交由学校总务处进行处理。
如今，刚进入校服行业的乔治白，之前是做成人装的，是否能把控好青少年体型，做出合体校服还有待考验;而以羽绒服擅长的波司登似乎更亟需这一支持——虽然它选择与SMART合作，但韩版校服非常修身、颜色大胆跳跃，相关版型与款式需要极大调整，才有可能符合中国国情，同时进口服装的价格如何让广大家长与学生接受，也是一大难题。
对于这次尝试的亲历者，甘老师坦言要让校服的选择达成共识，并在学校和学生之间达到平衡，的确是不容易的事情。一位从中大附中毕业的黄同学告诉记者，虽然这个设计不能说很完美，但至少改变过去学生对校服吐槽土圆肥的刻板印象。
决策主体分散、市场格局有待完善的校服行业，看似进入壁垒低，发展前景广阔;但校服行业已有多年深耕的领导品牌占据，其市场将如何驱动、产业将如何升级，都仍是未知数。其他领域的服饰品牌盲目进入，结果如何、胜算几成，也未为可知。只是，不可否认，
难行三
校服行业必将在国家指导性政策出台的催化下，迎来真正的春天。
特殊商品，一头连着教育一头连着市场
被《意见》同样赋予权利的学生和家长，在对待校服选择的切入点上，还是有所不同。记者采访发现，家长更关心校服的质量，孩子则往往专注校服的款式；而学校要在两者之间取得平衡。
广州市教育装备中心一位负责人表示，国家、省、市出台管理文件，基本是遵循两个自愿的原则。一是学校自愿选用校服；二是学生自愿购买校服。选用校服的学校，应是在深入论证和与学生、家长充分沟通的基础上确定的。购买校服的费用，目前主要由学生家庭承担，更应该提高其参与度，尊重其作为参与主体的地位，发挥其主动性，齐心协力共同把好事办好。
GB/T31888-2015《中小学生校服》是第一个专门针对中小学生校服的综合性国家标准，所有校服生产企业都要遵守。有家长问，就算手握本次《意见》放开的决定权，在选择校服款式前，我们又如何去评判所有生产企业呢？
据广东省教育厅有关负责人介绍，地级市或各县教育行政部门会对校服生产厂商进行公开招标，根据本地实际情况遴选5家以上优质校服生产企业作为本地校服供应商；学校邀请这些企业到校进行校服展示，学校组织厂商面向拟投票的学生、家长、老师等代表进行校服产品质量、价格、款式等各方面情况说明，再由代表们投票选出校服。
眼看着《意见》已经走上了有效期五年的行使之路上，有些细节恐怕也要在实施之初考虑到。曾德雄代表就提出，校服不仅仅只是一件校服，它也是校园文化精神内涵和历史的沿革，如何用最合适的方式展现出来，这些恐怕是生产企业、家长、学生力有不逮的，这种情况下，他们该如何参与呢？比较可行的做法是请专业人士根据学校的历史文化设计几款校服，然后交由老师、家长、学生组成的评选委员会进行挑选，确保其中的专业性。
校服是特殊的商品，一头连着教育，一头连着市场。2013年的毒校服事件、2015年的校服腐败事件，至今提起都让人触目惊心。近两年，各级教育部门也在积极采取措施，疏堵同行，所以《意见》的出台，也有其深远意义。
华南师范大学基础教育培训与研究院廖文博士认为，过往校服管理办法更多体现的是对学生的整齐划一的要求与约束，这是一种传统教育观的表征。学校大包大揽，对学生的要求和约束无所不包，传递出的是强烈的行政化大家长意识。现代学校治理要求首先就是要去行政化，千头万绪里，从校服入手，让权力回归给学生和家长，显然是一种进步，且难度不大。学生穿着自己投票选择的校服，更能焕发出自主意识和荣誉感等积极情绪。由此带来骨牌效应，有利于学生和家庭进一步感受教育进步带来的春风，有利于优化学校的治理环境。